由此可见， 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求干部艰苦朴素、像延安时代的马锡五那样下乡自带干粮去办公，在很长时期、很多地方往往并不为或者财政上也无钱为官员提供足以养廉的待遇，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对权力行使进行必要而充分的限制，实际上就等于在公然承认或者引诱甚至逼迫干部从事寻租活动，自寻隐性收入。

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制评论 。法院对此暂没有表态，但审判长当庭宣布，辩方所提供的两份 病史证明材料均不予采纳。

所以，对邱兴华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也能公平对待，如果有精神病，也能免除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减轻处罚，体现了一个国家对所有公民的负责的态度。而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司法更应当慎重，否则，是不能排除其错杀的可能性的。所以，对于辩方律师要求精神病鉴定的请求和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疑问，司法机关显然不能拒绝。至少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如果邱兴华在犯罪时有精神病，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可以说，是否接受邱兴华的辩护律师的请求，可以反映国家对法律的态度，更体现对公民权利尊重的程度。

因此，是否对邱兴华 司法精神病鉴定，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精神病的结论由法官决定，但是，对于辩方要求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则是一种程序权利，不可剥夺。人们对这最后一步有两种预测，一是最高法院接受这个案子，二是不接受。

这一切最终引出司法挑战。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一开始就说：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但是，这和今天判案的法官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解释显然是针对和平时期的。

作为对政府的限制，他们授予一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大多数内涵一个独立的地位，正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公民是最有价值的，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对于个人的任何一个不公正指令，不管采用的是什么方法，都必须被认定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五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必须由更高司法层次来判定的案子。

不管怎么说，这是美国的习惯路径，对是否合法有争议，就找个机会进入司法程序，让法官给出一个判定来。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可对于行政分支来说，立法需要时间，假如行政分支认为自己眼前有这个权力，就先自己做起来再说，至于有没有这个权力，这就牵涉到前面说的第一条，对反恐新形势究竟怎么理解了。一案子的起因是：《纽约时报》去年12月揭露，布什总统曾经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预先取得法庭许可下，监听了一些国内电话。

说白了，那就是说，今日的恐怖袭击是战争而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四修正案作出进一步解释：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精神、感觉和智慧的意义。两个月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国安局提起民事诉讼，告入底特律的联邦法庭。假如没有马上发生另一次袭击，袭击之间的时间拉得很长，在这个时候，战争状态还是和平时期，争执自然而起。

为反恐，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规定每个顾客一次只能买3个预付电话费手机。那引爆10架飞机的阴谋，是被破获、还是真的炸成功，对一些人来说，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而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很可能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现实。

在二战中，大量军事情报人员在作秘密窃听，没有听说要法庭批准的。现在，法庭的第一轮较量已经下来了。

二针对这个案子，布什总统曾经说，这一监听计划不仅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宪法的6月15日和22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记者王佑采写的两篇报道，揭露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大陆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对编辑记者单独起诉、3000万元赔偿标的所包含的巨大威慑力以及冻结查封财产对两位新闻从业人员所形成的巨大压力这三个因素。其建筑的时间，虽然有不短的历史，但还达不到文物保护禁止拆除的年限。进入 孙立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富士康 。这样的效果所产生的威慑力，无疑会具有超出本案的长远影响。

于是纽约市民排成队，向法庭提出诉讼，说这中央火车站的所有权里有他一份。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有人说，这是一次舆论的胜利。

主持人：能不能参加一些报社其他的采访工作呢？王佑：这段时间基本上很难。其中，６月１５日报道的题目是《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１２小时》。

在这里，记者的报道是否失实，法律的环节是否存在瑕疵，是否有人介入或改变了事情的进程，甚至连最后究竟是什么结果，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也许都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建筑出在纽约的黄金地段，于是车站建筑的所有者决定拆了原有的火车站进行开发。

此后法院迅速向王佑和翁宝分别发出民事裁定书，雷厉风行地冻结了被告王佑和翁宝的银行存款、股权，并查封、扣押两名被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有关的讨论中，人们对富士康起诉对象以及法院立案的依据提出了种种质疑。就此而言，我认为这个事件与其说是媒体或舆论的胜利不如说是媒体或舆论的失败。说到这里，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故事，即著名的纽约中央车站拆建风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的回答是比较含蓄的，没有什么夸张的成分，但其生活的困扰和心理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在业界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应当注意的事实是，不管富士康是否后来将标的降到1元，不管富士康最后是否撤诉，不管双方是否最后和解，上述环节的威慑效果都已经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而许多纽约市民则认为，虽然按照法律，业主可以拆掉开发，但这个火车站是一栋历史性的建筑，是纽约的文化遗产，文化价值是属于纽约全体市民的。

不同的人群，利用法律的能力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事人的说法。

让我们注意一下这当中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这个事件中的许多要素都值得议论：记者报道的事情是否属实？原告抛开新闻单位起诉记者是否符合法律程序？3000万元的诉讼标的以及要求冻结记者资产的要求是否正当？法院对上述诉讼请求迅速立案是否有法律依据？而事件的演变过程就更是具有戏剧性，起诉、立案、财产冻结、舆论声援、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降为1元，最后双方发表声明互致敬意并和解。因为假如本案在法律上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话，事情就成为，强者在完全有法律依据地对弱者进行威胁和恫吓。其实还有许多人暗自揣测，这貌似荒诞的过程，也许是有另外的手在介入，法院的立案真的是由于几十万诉讼费的驱使？最后的和解真的是由于富士康的适可而止或双方的沟通达成了握手言欢的结果？和解后的双方特别是媒体一方的讳莫如深又隐含了什么？内幕也许永远是内幕，我们的分析只能建立在可以明确观察到的事实与过程的基础上。

一段时间里，富士康事件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富士康认为报道不实，侵害其名誉权，其法人公司鸿富锦于7月10日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对《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报社记者王佑两人提出起诉，并要求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将两人财产分别查封、冻结。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富士康通过法院对你们的财产进行了诉讼保全，在财产上受到查封之后，你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影响？王佑：因为现在实行了财产保全，存款是冻结了，房子也被查封了，但房子还是可以住。纽约原来有一个中央火车站。

获胜的是资本而不是媒体或舆论。对于月收入只有几千元的记者来说，3000万元的赔偿，意味着灭顶之灾。